“老孙住在十七楼，正对着大路，没遮没拦的，要是一觉醒来天还没亮，那准是起霾了问鼎娱乐。窗外一片晦暗，使劲望出去，才能看见朦朦胧胧的楼房，在灰黄的背景间露出轮廓，像是砂色的凸版画，路上的车都开着大灯，喇叭响个没完，在交叉路口车挨着车，乱成一团。天和地没了界限，人和人也不分明，都那么灰头土脸的……”
这是科幻作家陈楸帆2006年短篇小说《霾》的开篇，在艺术家曹斐2013年的电影《霾》（Haze and Fog）中，同样的场景通过极具冲击力的视觉语言直观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在一个被雾霾包围的高档小区里，单薄的住宅楼仿若浮出海面的孤岛，从高层住宅的落地窗望出去，外面是一片白茫茫，似幻似真。
曹斐《霾》
“与蒸汽朋克（steampunk）一样，丝绸朋克也是一种对现实中没有实现的技术路径的执迷，但不同的是，它代表了一种源于东方的视觉风格，强调丝绸、竹子、牛腱、纸等有机材料，比如，一艘由竹子和丝绸支撑的宇宙飞船，通过压缩和填充气囊来调节高度，它的动力来自带羽毛的桨，每到晚上，飞船上亮起灯光，就像水母在大海中遨游一样在苍穹浮浮沉沉。”
这是科幻作家刘宇昆（Ken Liu）接受采访时谈起他的小说《国王的恩典》（Grace of Kings）中的“丝绸朋克美学”。而在艺术家邱黯雄的短片新作《新山海经3》中，这一风格似乎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再现：蛤蟆变成了监控摄像头，乌龟变成了小汽车，飞鸟变成了直升机，《山海经》中的各类“神兽”与现实或想象中五花八门的高科技设备完成了一次“跨界杂交”。
邱黯雄《新山海经3》
创作中的不谋而合，让科幻作家与新媒体艺术家聚到了一起。在日前由《艺术新闻/中文版（TANC）》主办的“未来志异：科幻文学与新媒体艺术交汇之处”对谈活动上，科幻作家刘宇昆、陈楸帆，艺术家曹斐、邱黯雄就与策展人李棋、《艺术新闻/中文版》主编叶滢一起聊了聊他们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如何通过各自的创作让这种想象照进现实。
神话与科幻：“科幻是现代社会中神话的替代品”
从2006年起，艺术家邱黯雄创作了《新山海经》系列动画，至今已有12年，他刚刚完成了第三部。其中的第一部以能源危机为主线，反映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以及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第二部以生物科技和空间技术为主题，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尺度检视科技发展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第三部则从网络世界和虚拟现实入手，探讨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什么选择以古代神话典籍《山海经》为灵感进行创作呢？在邱黯雄看来，《山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异类，它没有正统中国文化典籍中很多道德规训的内容，却有着非常自由宏大的想象。
对于“神话”，邱黯雄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神话在古代代表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有关于超自然力量的叙事都可以算是神话。虽然他在《新山海经》中描绘的是今天的世界，但仍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神话叙事。他在作品中对汽车、飞机等现代科技的产物进行了一种视觉上颠覆性的诠释，在他看来，科技在今天的世界里就是神话的替代品，是某种“魔力”或超自然力量在现实中的投射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科幻也具有神话性质，只不过二者的时间指向不同，神话指向过去，而科幻指向未来。
邱黯雄《新山海经3》
在科幻作家刘宇昆看来，神话是人类最初认识世界的方式。他说：“人类这一物种没有办法直接认识世界，我们总是需要通过叙事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总是在想它的故事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我们无法看到宇宙的真面目，只能看到一个关于宇宙的神话。所以我写科幻时常常在想，科幻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科技也有它的故事、来历和神话。我想写的，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和这种科技中的神话的联系。”
中国科幻热：“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可能会决定未来世界的格局”
随着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接连获得科幻文学界的最高奖项雨果奖，中国科幻小说的艺术价值渐渐获得了世界的认可。除此之外，科幻小说的海外输出在中国所有文学类型里也是最为成功的。正如刘宇昆所说，中国主流文学在海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到海外后，只是放在大学里供人研究，或者它的受众仅限于对中国文学有特殊兴趣的人，在市场上并不畅销。但是中国科幻，尤其是《三体》和一些短篇小说，在英美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各种主流书店都能看到中国科幻小说作为畅销书被摆在很醒目的位置。
今天中国科幻在海外广泛传播，科幻作家陈楸帆认为这一方面应归功于刘宇昆的译介之功，另一个必然因素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更多的外国人希望知道，在中国人的想象里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中国作为一个如此大的经济体，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很可能会决定未来世界的格局。
刘慈欣与《三体》
作为中国科幻在海外最重要的译介者，刘宇昆提到了一位评论家对于《三体》的一个有趣观察，他认为刘慈欣字里行间有很多表达方式是西方文学里没有的。西方文学从古希腊戏剧开始到今天，有一种很强的对立性一以贯之。在西方小说中，辩论和对立在西方文学里十分常见，也是西方读者所习惯的。但这位评论家认为在《三体》里几乎看不到这一种形式的对话，两位对话者通常会接受分歧，各自往前走。
刘宇昆本人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他认为，一方面这位评论家是带着有色眼镜的，他先默认了中国科幻的异质性，顺着这一思路看下去自然会发现很多不同之处；另一方面，这种对话风格可能是刘慈欣本人的特色，不能代表中国科幻文学的整体风格。但这位评论家的观点也反映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科幻感兴趣的原因，他们希望从中国的科幻作品中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尤其是其中与西方不同的那部分。
刘宇昆从他个人在海外生活的观察和经历出发，他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对于西方世界造成了很大震撼。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十分多元，有人恐惧，有人欣喜，也有人存有疑问——中国到底有没有创新能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是不是有水分？中国到底是真正的大国还是西方的廉价工厂？——因此，他们会对中国的科幻小说更感兴趣。
左起：刘宇坤、李祺、陈楸帆、曹斐、邱黯雄、叶滢
中国科幻的晚产与失衡：中国科幻文学产业结构如同一把锤子
中国科幻的起步比西方晚了近一个世纪。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诞生于1818年。陈楸帆认为，1818年正是工业革命和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科幻是为了在文化和思想上应对新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下人与技术之间的张力而诞生的一种文学门类”。
陈楸帆简单梳理了中国科幻创作的起步，“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是在清末民初才开始的，相较西方有一定的延迟，因此中国的科幻的诞生也比西方晚了近100年”。中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了一些所谓“科学小说”的译介，包括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等等。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文化上西风东渐的过程，很多西方思想与文学流派一股脑涌入中国，其中就包括科幻小说。
与此同时，中国的作家也逐渐开始创作自己的科幻小说，最初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割掉鼻子的大象》等作品背负了一定的科普职能，如今的科幻小说已基本抛弃了科普导向，更多地回归到文学本身上来。陈楸帆说，回望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未来的想象。比如，在明末清初，很多关于21世纪的想象带有很明显的“历史循环论”色彩，是对于过往王朝更迭的一种延续。
对于中国科幻未来的前景，陈楸帆并没有盲目乐观，他认为，中国科幻作家的基数、作品的质量跟美国、欧洲仍然无法相提并论。“美国的科幻文学产业可能是金字塔结构，但是中国科幻文学产业更像是一把锤子，上面的大头是刘慈欣，下面是非常孱弱的一根棍，非常不均衡。现在在中国，能够持续写作并且输出相对有质量的作品的作者，可能不超过100个甚至50个，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这样一个基数无法批量地输出优秀作家或作品。因此，中国科幻的崛起仅仅是个开始，后面还有很漫长的一条路要走。”
科幻照进现实：“科幻现实主义可以成为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
艺术家曹斐阅读的科幻作品十分有限，她本人也不是“技术控”，真正让她感兴趣的，是技术环境如何改变人类的生存，我们要走向技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因此在创作或者审美取向上指引她更多的还是现实主义。
2013年，曹斐创作了短片《霾》，片子的基调是白茫茫一片，代表了她对于未来的一种设想。“以后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人工智能的设备，我们都用网络通话，通过网购来消费，室外就是一片雾，我们所有的沟通都是在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完成的。就像《霾》里面表现的，人和人被现代化的空间割裂，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阶层里面，跨越阶层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每个阶层的人都有各自的空间，在公共流动空间存在的只有快递。”曹斐指出，她真正关心的问题是科幻小说、当代艺术与现实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家和艺术家如何将对现实的批判组织进自己的作品里去。
曹斐《霾》
陈楸帆的短篇小说《霾》写作于更早的2006年，彼时“霾”还远远没有成为一个举国关切的大众议题，“因为我是在北京生活的广东人，对空气质量比较敏感，我当时就觉得这会是一个潜在的问题。”“雾霾其实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事物，它是一种异常的东西（abnormal），但同时你问鼎app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新常态’（normal）。包括政府如何定义霾的概念，以及大众如何接受霾，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权力运行的过程，比如说想要把霾变成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在‘正常’和‘异常’之间进行的一场话语角逐。”
在陈楸帆看来，科幻和现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历史上，科幻一直扮演着挑战者的角色，很多作品都是对当时权威的质疑，而质疑的方式是通过想象现实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比如《弗兰肯斯坦》是对神权主导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反叛，它设想人类可以通过科学去创造新的物种，不再依赖上帝。比如在1972年的小说《黑暗的左手》中，“冬星”上不存在男女两性的分别，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雌雄同体的状态，两个个体在发情期相遇，其中一个会随机变成男性，另一个则变成女性。正是这样一个去性别二元化的虚拟社会，让读者反思传统的二元性别在认知、情感、社会结构、法律、生活方式等种种方面带给我们的局限和束缚。
《弗兰肯斯坦》
陈楸帆曾在几年前提出过“科幻现实主义”的概念，一部分人并不赞同，他们认为，把科幻变成一种讽喻现实的文类，只会让科幻变得狭窄而功利，甚至带有一定的投机主义倾向。但在陈楸帆看来，科幻是一种开放的文类，它允许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风格的存在，“科幻现实主义”可以成为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甚至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因为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讨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丧失了对科技与人之间关系的敏锐关注，而这正是“科幻现实主义”可以填补的一片空白。
正如陈楸帆谈到的，科幻小说不仅仅关于宇宙飞船和外星生物的小说，它还可以提供在现实基础上的一种“替代性的”（alternative）、“另类的”的可能，可以是乌托邦（utopia），可以是恶托邦（distopia），还可以是异托邦（heterotopia）。策展人李棋认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正是“科幻现实主义”的最佳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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